表6 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协同贡献率表供给层政策工具需求层政策工具环境层政策工具多部门10.00%15.00%10.00%单部门25.00%15.00%25.00%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研究以2018年8月30日,中央8部门联合颁发的“实施方案”为启发点,以儿童青少年严峻的近视形势为背景,借助政策学研究范式和内容分析法,在构建“政策目标—政策主体—政策工具”三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21世纪以来中央部门颁发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政策进行协同性综合分析。在一维分析中得出以下结论:(1)新时期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政策的重要目标是降低近视率;(2)新形势下,卫健委、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主力;(3)21世纪以来,我们儿童少年近视防控分为初级防控阶段(2000—2005)、联合防控稳步发展阶段(2007—2012)、联合防控深度重视阶段(2013— );(4)主枝干政策目标协同性较高、政策主体间协同性较高、政策工具间协同性较高。在三维分析中得出以下结论:(1)政策目标—政策主体间协同性较差;(2)政策工具与主干政策目标的协同性表现良好,而对枝干政策目标过重依赖环境层工具,协同性有待提高;(3)不同层级政策工具与政策主体协同性较好。
3.2 建议
(1)各政策制定主体应尽快统一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目标,并构建科学、具体、细化的防控目标体系。
(2)尽快明确卫健委、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中的核心主体地位,明确各自的责权分工或合并功能相似的政府部门,建议成立“儿童青少年视力问题防控小组”参与多部门的政策制定。
(3)深入研究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政策工具的深度与厚度,尤其是供给层政策工具和需求层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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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主干政策界定依据为:政策文本内容主要涉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如2016年10月19日,国家卫计委、教育部、体育总局颁布的《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枝干政策界定依据为:政策的主要目标并非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但在政策内容中有涉及到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条款,如2018年4月27日,国家卫健委办法的《关于印发母婴安全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其中《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就涉及到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内容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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