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枝关系来看，主干“政策目标”与枝干政策的“政策目标”为主辅关系，关系体现的程度便是两者协同性的具体表征。在枝干政策的“政策目标”描述中(以10次为标准)，出现词频较多的依次为：常见病(78次)、健康教育(49次)、医师培训(21次)、长效机制(17次)、学校体育(16次)、眼健康(12次)、体育卫生(10次)，(表2)以上7个高频词指向主干政策的“政策目标”——“近视率”。

由于枝干政策对“政策目标”的表述比重较大(50.00 %)，因此出现词频较大的现象。但从枝干政策的“政策目标”具体表述来看，还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其一，儿童青少年近视作为一种影响健康的“常见病”已经得到了共识；其二，如何对儿童青少年进行健康教育(包括眼健康)是当前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重点目标之一；其三，健康教育、学校体育、体育卫生是目前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政策的重要手段；其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长效机制的建立以及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也是当下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枝干政策的“政策目标”围绕健康意识与教育、防控重点问题和手段而展开，通过枝干“政策目标”的实现，能较好地实现主干政策的“政策目标”，主、枝干“政策目标”协同性较好。

表2 枝干政策“政策目标”体系关键词词频数统计表常见病健康教育医师培训长效机制学校体育眼健康体育卫生词频数1210

2.2 “政策主体”维度(Y轴)协同分析

政策发布的主体越多，协同性要求越高。从2000年到2018年，儿童青少年视力防控政策多部门发布15部，单部门发布15部。从政策发布时间与数量来看，进入新世纪之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政策出现随时间推移呈上升的趋势(图2)。同时，在这18年间，可分辨出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阶段一，初级防控阶段(2000年—2005年)，此阶段的政策全部为多部门政策，所出台的政策数量较少，6年间共出台3部政策，3部全部为主干政策，2001年—2003年间出现政策的“窗口期”。这期间政策主体有：卫生部、中国残联、国家教委，并且以卫生部和中国残联联合发布为主。阶段二，联合防控稳步发展阶段(2007年—2012年)，此阶段政策既有多部门政策也有单部门政策，出台的政策数量较前阶段有增多，但不明显，处于平稳防控阶段，单部门政策4部，多部门政策4部，其中主干政策3部，枝干政策5部，2010年出现政策“窗口期”。政策主体主要有卫生部、教育部、中国残联、财政部和国务院。阶段三，联合防控深度重视阶段(2013年— )。此阶段出台的政策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多部门政策数量8部，单部门政策11部，出台政策数量占全部政策数的63.33 %。主干政策8部，枝干政策11部，2015年出现政策“窗口期”。此阶段涉及的政策主体主要有：卫计委(卫健委)、教育部、体育总局、国务院、人社部、扶贫办、发改委、财政部、市监局、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等。

图2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多部门与单部门年度发布量统计图

由此可见，随着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日趋严峻，近视防控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参与防控的政策主体也越来越多，政策主体协同要求越来越明显，也从侧面反映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难度。从政策主体的具体情况来看(图3)，新时期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主力是卫健委、教育部、中国残联、国务院四部门。总体而言，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政策主体共涉及中央14个部门，政策主体在时间、空间、内容上协同性较高。

需要指出的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主干政策主体主要涉及卫健委、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在阶段三的政策主体中中国残联的主体地位慢慢淡化，而国家体育总局的主体地位正被逐渐强化。这与人们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深层次认识以及体育部门对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视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图3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政策主体及政策参与数量变化趋势图

2.3 “政策工具”维度(Z轴)协同分析

“政策工具”维度包括供给层面工具、需求层面工具和环境层面工具。根据3层工具的基本内涵，在样本政策中检索相对应的高频词，检索结果见下表(表3)。

表3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政策工具相关高频词统计表维度关键词频数关键词频数供给层人才保障/培养74技术创新/开发168资金投入49政策支撑/服务167需求层体系建设17资源供给42公共服务157信息引导138医保补贴20手术/运动53/38环境层体制/机制127信息/宣传131健康教育107氛围营造21考核/评估125学校体育43注：关键词统计以在所有政策文本中出现的实际具体次数为准。

文章来源：《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网址: http://www.tykjwxtbzz.cn/qikandaodu/2021/0727/7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