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以来，随着地下考古的进展，新的文献时有发现。以《老子》一书而言，与之相关的出土文献便包括20世纪70年代（1973年）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包括甲本与乙本），以及稍后20世纪90年代（1993年）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中的《老子》残简。其中，帛书《老子》虽然也有残缺的内容，但相对更完整一些，比较而言，郭店楚简的《老子》则缺失较多。尽管存在诸种差异，但以上出土文献都涉及《老子》一书的不同版本，各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作为出土文献，这些陆续发现的典籍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内容看，出土文献中若干文字的运用以及内容的表述等等，与传世的文本常常互有区分，按照王国维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和地下考古材料的互证），对传世的文本与出土的文献加以比勘，既为阅读和理解传世的文本提供了重要的比较参照，也有助于理解历史上文本的变迁以及不同文本之间的彼此相异。

然而，尽管在文本的层面，传世文本和地下出土文本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也有不可忽视的内在学术价值，但对出土文献的意义不宜过于夸大。古代文献的流传，以传抄或传刻为主，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文本。这里可以仍以《老子》为例。早在战国时期，《老子》一书可能已经出现了不同的传抄文本；事实上，帛书《老子》和郭店《老子》残简，与现在的传世文本便在文字、表述、句式上有种种不同。然而，在解读时，不宜简单地以是否属出土文献为取舍的标准。就《老子》第十六章来说，其中有“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表述，然而，该句在郭店楚简残本中却作 “天道员员，各复其堇（根）”。从语义和逻辑上说，“天道”普遍而为一，本身即为万物存在的根据，作为统一的本源，天道显然无法以“各”复其根来规定，唯有芸芸之物，才有“各复其根”的问题。以此观之，传世文本的表述（“夫物芸芸，各复其根”）于义于理显然更为可取。一些作注者对“天道员员，各复其堇（根）”作了种种疏解，虽繁复引证，但仍不免有曲为之说的趋向，而未能注意以上提及的实质含义。这一现象同时也表明：把握经典，不能拘泥于出土文献，更不宜有“凡出土文献皆胜于传世文献”的观念，而须如王国维所言，运用二重证据法，作合理的比较研究。事实上，并不是晚近出土的文本才是最好的，或者说，新出土的文献，一定优于传世文本。就时间而言，即使出土的文本比传世文本更早一些，也显然无法被视为最原始的文本：作为出现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文本，它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开端的性质，从历史的层面推溯，在它之前可能存在更原初的文本。从内容上说，其表述、义理也不一定是各种可能文本中最为上乘的。鉴于以上事实，无条件地将出土文献视为最为完善的文本，显然既是非历史的，也缺乏充分的理性依据。

从另一方面看，这里需要关注的实质问题是，在众多的文本中，为什么单单是现在看到的传世文本得以在后世流传？最初，不同的版本本来具有大致同等的流传机会，为什么其他文本逐渐佚失或被淘汰，而唯有现在看到的传世文本被保留并流传下来？这里当然有很多的复杂因素，也不能排除某些偶然的缘由，但其中体现的义理与表述方面的优胜之异，显然是不可忽视的方面。这种情形类似思想史中经典的生成和传承。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著述或表达不同思想的文本，但后来成为经典、在历史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仅仅只是其中有限的一部分，为什么历史上出现的众多文献被历史遗忘而未能保留下来？这当然也有很多原因，但其中的重要缘由显然在于这些著作所包含的思想原创性不同：唯有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思想作品，才可能作为经典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与此类似，同一著作中的不同文本之所以仅仅是其中某一种文本得到流传，也有其思想史的内在原因，而不能完全归之于外在的缘由：与经典一样，这里同样体现了一种历史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撇开各种文本的优劣比较而从它们在思想史演化中的实际作用和实际影响看，其中也存在实质的差异。同一文献，也许地下发现的文本在某些表述方面较传世文本更完善，但即使如此，在两千多年的思想演化过程中，由于长期被湮没于地下，它们并没有对思想的发展过程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这就如同矿产，很多矿藏资源被埋在某一个地域中，它可能很有潜在的经济价值，但在开采之前，这些矿产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却无法实际地显现出来。就思想史的演化而言，实际发生影响的恰恰是那些传世文本；思想史演化的现实过程，也是通过这些传世文献的影响、传承而展开，而不是以长期湮没于地下、在被发现之前没有对思想的演进产生现实影响的某些文本为其发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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